夜神月和陶傑兩人都不信任群眾
謾罵精英，罵精英的淪落的文章，相信多我一篇不會重於泰山，少我一篇亦輕於鴻毛，但啟敢還是希望就此閒談一些感想。因為，我認為，精英的墜落正是當時世界危機的病因之一。
長久以來，精英，很多都是知識份子的他們，都是掌握時代走向的階層。就算你好像朱元墇或毛澤東般酷愛搞屠殺精英的陽謀，到最後你還是要垂頭喪氣請回精英來治國。但是到了現代，這群精英都彷彿病了，結果，他們都變成了精英失格，對時代的影響越來越壞。
現在的精英失格，總病源都是一樣：就是和群眾越走越遠，越發不信任民眾。這大概有兩種表徵：一種像香港某才子，走犬儒主義；一種以《死亡筆記》的夜神月為代表，走極權主義。結果，造成了近代歷史中人類的各種災難。
先談談某才子走犬儒主義的影響。某才子放洋留學，又在BBC擔任過要職，然後學貫中西，對中西文化都有深刻的認識。原本，他大可以做一個溝通中西文化的知識分子，為人類尋找文明的出路。可惜，有云本性難移，他選擇在報章專欄胡說八道甚麼「小農DNA」，大談宿命論，說中國人本性命該如此。這種嘩眾取寵的言論和現在香港鄙視大陸阿燦的思潮匯合在一起，結果一拍即合，而某才子亦成為了香港炙手可熱的大才子。
中國人是否生來就品格下賤一些，原本是亟待像某才子學力甚高的人去解決的問題，但偏偏某才子卻選擇了犬儒主義的道路。犬儒主義，就是迷信世界一切都醜惡，所有人應該認命不行動的消極主義，他們唾罵現況如何不堪，將自己打扮成「眾人皆蠢獨我醒」的先知，但是，他們無復以往的先知般有改變世界的勇氣，只是甘於滿足於群眾的讚嘆，然後放任時局的墮落。某才子胡謅中國民族性格犯賤，沒有尋求解救之道，甘於和群眾一同放縱，結果增加了民眾政治無力感，然後，最後笑的人就是那些政客和大資本家。
這些精英原本識見非凡，為何得淪落到與民粹主義為伍？無他，就是他們根本不信任民眾有成長和改變的可能，所以就是靠民眾庸俗來為自己名利雙收。
另一種精英，則是倒向另一個極端，極端地對自己有信心，把其他人都視作垃圾不屑一顧，自以為自己是時代的救世主，這種精英就走向了極權主義。這種人，性格都和夜神月一樣。《死亡筆記》的夜神月，是一個嫉惡如仇的精英，有一天拾到死亡筆記，只要寫下那人的姓名，那人就一定會死。起初，夜神月用來制裁一些罪犯，但是到最後，他就變成了獨裁者，誰反對他誰就得死，因為他堅信自己的一套是絕對正確，其他人都是蠢才，不能質疑他這個「神」。日劇《女王的教室》中的亞久津真矢和夜神月都是同一個破工廠的生產線所生產的爛貨，就是認定群眾是不可救藥，所以就需要全能的他們來引領群眾走向正確的道路。
這一種人比比皆是，多到超級電腦也數不完。勞思光先生在《中國的路向》亦有提及，這種精英自以為自己擁有絕對真理，結果在革命後這些精英就變成了「革命特權階級」，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不顧其他人的性命。史太林如是，毛澤東亦是。無他，因為他們都自以為自己是全能完美，容不下別人的意見，結果導致了人類史上史無前例的浩劫。
可能你以為史太林和毛澤東都是遙違的事物，但是歐美歷來發生的槍擊殺人案，就很接近我們生活吧？我敢斷定，這些變態殺手，十之八九都和夜神月一樣，都當群眾是垃圾和不可救藥，自己就是救世主。
啟敢我雖然不是一個精英或知識分子，但無論是你和我，都得警戒自己會變成我所言的精英，這種人除了面目可憎，亦為世界帶來了災難。既然，這些精英的病因都是脫離群眾，那樣，解決良方在於接觸群眾，我們讀書求知，就是為了解世界上的人，要抱著謙卑耐心的心態去了解，才能夠謀求群眾的覺醒，然後改變這個世界。我們不悲觀認為群眾無藥可救，亦不樂觀自以為自己有藥方可依，這樣，才能開出一個時代學人應有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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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無關邏輯謬誤，而是採用的切入點不同，你採用的是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家柏林的消極自由，認為人只要不干犯其他人就有自由做任何事。
我用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或巴迪烏的倫理學，認為一個人有能力就應該出來發揮所長/真正的道德就是對真理忠誠。
現實就是有很多知識分子像陶傑不出來為世界出聲，使得世界淪落。當然你說他們有自由不做，但我亦有批評他們不做導致惡果的自由，你不能說我批評他們就會有邏輯謬誤。而且，技工的比喻有不貼切的地方，因為精英有能力看到世界的問題，是少有的。
如果依巴迪烏所言，陶傑的文章沒有認真探究問題，自然是失德。
當然，你可以說我是誅心論論陶傑。
>如此看起來，這例子更可以無限擴大，任何在大學教書、又在報紙上撰文的知識分子，但卻因為私人理由而不能參與公務民運，同屬失格。
所以勞思光說罪是無可避免的（笑）
觀文爾後略有所思，故此略發所感，有錯還請多多包涵。
我個人不喜歡陶傑，但我不認同文章內提及犬儒主義的批評。我也明白，你想要指出，好的知識分子需要開明（其二）和行動力（其一），但陶傑的例子其實和知識分子無關，只是小弟覺得閣下的邏輯有謬誤存在。
用個簡單的邏輯反駁：假如我某天考上了維修技工牌照，而技工市場有大量空缺，急需人手。這是否代表著我必須要去做技工，而不能單純是出於興趣去考牌？我偶然指導一下旁邊的鄰居如何維修，卻不出手，這又可以嗎？答案，當然是可以。
道德層面上，情感的層面上，這是不合理的。但理智上，常人和鄰居必須要尊重我不去修理電器的決定。這和我有沒有考到技工牌沒有關係，只是單純出於我們要尊重其他人的人身自由而已。如果只是因為你覺得，因為我考到了技工牌，所以我就要出手——假如我不出手，我就是「墮落的技工師」，我是個差的技工師，我甚至是失格，這才是不合理——因為，我覺得，真正的失格是在技術層面上的資歷不足。
回到陶傑的例子。陶傑有能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用邏輯思考，我們不可以要求一個知識分子成聖人。哪管他寫過無數的文章，「抽水」也好，從邏輯而言，陶傑根本沒有成為精英的義務。假如知識分子就是注定要成為聖人，成不了聖人幹大事的就是「失格」，這樣就是「差」，這有否尊重過陶傑的思想自由？如此看起來，這例子更可以無限擴大，任何在大學教書、又在報紙上撰文的知識分子，但卻因為私人理由而不能參與公務民運，同屬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