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刊於明報世紀版
3．11補選，姚松炎高票落敗，使得我和一眾泛民支持者都急於尋找代替羔羊。一時是民協，一時是公公婆婆，一時是朱凱迪。不過沉澱下來，我覺得當務之急，是尋找政治的肉身性，就是我們不論政見，都能坐下尋求理性交流。
我，或者我們這一代，也得自我檢討，是否已被面書毒害，變成了和世界割裂的存在。事緣是我和311當天上班，和一同事交談，結果就把給范國威的票射落海了。事後回想，我們都是面書的蠱毒毒害，哪怕見到現實空間的人，都誤用面書的劣質討論——無論如何都想駁倒別人。我事後覺得自己態度太躁動，沒有正面為泛民的缺失道歉，得罪了同事，讓她鐵了心不投票。
然而，她也說不上理性，她不停攻擊泛民，為本土派叫好，我提出報章的實證反駁，她一口咬定我捏造；我嘗試指出她主張的漏洞，她甚至連一分鐘前提出的主張都否認有提及過。但是和她相處，我不相信她像那些政客為了私利不惜歪曲事實和道理，這不得不讓我反思，究竟是否因為面書文化毒害了我們，為了爭取讚好和掌聲，我們不惜淪為我們所不齒的建制派政客？
或許有人將敗選的責任歸究於基層民智不高，易被建制派收買；但是回想我最近拜讀的《民主的歷史》，其實歷史上許多民主運動和改革，都是由廣大的基層參與，就足證這不是宿命。
我愚昧認為，在威權政府和虛擬網絡的兩度挾持下，我們漸漸已經忘記了和其他人平等對話的能力，無論是黃絲還是藍絲，泛民還是本土，都失卻了將對方視為一個「人」的情操，而是簡單將對方視為一個「概念」和「意識形態」來仇恨，失卻了政治的肉身性，結果社會除了撕裂，也不利民主運動的擴大和團結。
例如，我在一個面書群組見證一本土派網友的論點被fact-check是有問題後，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又重提一模一樣的論點，這種對其他政治派別的仇恨，近乎是虔誠的宗教信仰。也許在面書的推波助瀾，讓我們不論老中青，也偏執信仰自己的意識形態。
這種情況，其實哲學家漢娜．鄂蘭和列維納斯都在二戰後批評過。鄂蘭會稱之為「惡的淺浮性」，屠夫艾克曼犯下大罪，並非因為他是絕對惡，而是因為他缺乏思考。儘管後來有歷史學家斯坦尼思以實證反映艾克曼一直有反猶思想，但是，艾克曼並非狂熱反猶，然而他對反猶這種意識形態懵懵懂懂地相信，缺乏反省和對他人處境的想像力，執拗以反猶主義和希特拉的言論解釋一切現實，結果犯下屠猶大惡。
放在香港的語境，我們不論政見如何，都或許犯上惡的淺浮性。先不論親建制的人狂熱相信建制製造的意識形態和論述，不肯聆聽另一面的意見；本土派和泛民，也許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們沒有深切學習西方的民主歷史和經驗，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只管在選後互相責備，將責任推給民智未開，或者迷信KOL一面之詞。其實，我們不論政見，也沒有嘗試放下利益或面子，去真正正視另一個他者。
或許列維納斯他者的倫理學，能給我們一點啟迪。列維納斯反對以自我為中心的本體論，堅信我們的道德行為是來自目睹他者受苦的面容和脆弱性。就是因為我們和他者相處，受到他者無法預料的影響，才會觸發我們有動力去收起自負心態，為他者行動。
這種理解他人受苦的倫理，是不論任何階層或人也可以做到，正如雨果中的《孤星淚》，我們要學習故事中的主教，因為他的寬容就尚萬強改過自新。我們不要學習那像艾克曼那樣，迷信自己的價值觀就是正確的警官賈維爾，這樣只會製造撕裂。
站在我們這些關心香港的人，現在要做的，就要戒去面書的毒癮，重新反省如何和不同的他者相處，虛心交流，嘗試重建平等對話的能力。這，就是政治的肉身性，我們不再只視不同於己（先不論已收了錢的）的他人為一概念或意識形態，而是視為一個有血肉的人相處，這樣，風貌也許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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