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在香港遍地開花，原本是形勢大好，但是保皇黨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的五毛和報章上的狗專欄作家，頻頻攻擊佔中運動。主要板斧都是這兩道，第一，佔中是違法；第二，為甚麼不在港英政府的時候爭取普選；等三，應該用合法途徑來爭取普選。以下我會用漢娜鄂蘭（就是講「惡的平庸性」那位哲學家）的觀點，來駁斥保皇黨的歪理。
以下的論點是參考自漢娜鄂蘭在《共和的危機》的〈公民抗命〉這篇文章，書寫的背景為民權運動的大盛以及反戰運動的高漲的時候。公民抗命這個概念在這時才得到廣泛的討論。
漢娜的文章，可以回答兩個問題：公民抗命如何被證成？公民抗命和觸犯法律有甚麼分別？
漢娜從美國的立國精神所建構的社會契約論，初步解答這個問題。與霍姆斯不同，美國的憲法是建立在國民大會之上，所的立法基礎是建基於相互性的同意。如果政府的政策有違民意，原則上是要被推翻的。對政府提出異議，這種反對的權力，是證成公民抗命的基礎。
漢娜指出，所以人都是被迫投入（沒有人可以自由決定出身地方）一個社群/國家，並且要接受這個社群/國家的限制。但是這種限制絕不是絕對真理，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得落後和邪惡；而且，這些限制受到時代局限，不能滿足後來加入這個社群/國家的族群與未出身的後代。正因如此，所有國家/社群成員都有提出改變法律/制度的權力，只有這樣，我們的政府才有保持統治人民的認受性。就是說，所有人都有提出更改社會契約的權力。
這也是公民抗命為甚麼是合理的。人民有權不服從政府的統治，因為這個政府漠視和排斥了他們的利益，其他人也必須容納這種方式，因為社會契約建立的原因建基於相互性的同意（對方的權益）之上。現在有成員不同意現有政府的政策用行動來凸顯之，其他成員可以不滿，但不能消滅這種反對權，因為這樣是剝奪了別人行使他的異議權。
當時的黑人，正是因為長期被排斥於美國社群之外，在馬丁路德金的帶領下進行公民抗命，爭取更改美國制度的可能。現在，所有香港人都被剝奪民主權利，一部份人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爭取改革，也是行使他們的異議權。很多人指責佔中傷害民生，但是事有先後急緩，輕重小大。一個人的政治權利是根本基礎，比起短暫的損失，當然是前者重要——因為它是保障所有人能在社會參與的第一步。
所以「為甚麼不在港英政府的時候爭取普選」是廢話，因為任何人都有權行使異議權來更改這個社會契約，讓自己的權益受到保障。只要力量夠大，就成為了一場運動。
第二，佔中並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單純說它違法，是搞錯了問題。在文中，漢娜指出，美國的最高法院無法處理越戰問題和黑人平權問題，因為這是法律範圍以外的事。所以，就是因為人民不能循法律途徑去解決政治紛爭，所以只能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政治問題，而公民抗命就是其中一個政治手段去處理政治問題。香港的政制問題也不是能用司法覆核解決的，所以佔中就是解決困難的其中一個方法。
第三，漢娜指出當時美國兩黨獨大，說服團體對議員的影響力大於民眾對議員的影響力，所以正常途徑難以發揮民主的功能。公民抗命某程度可充足此缺陷，所以，她覺得應該容許公民抗命。而在香港，689和保皇黨根本不重視民意，所以只能在街頭見了。
然後，我們再分別公民抗命和犯法有甚麼不同。
第一，兩者的起因不同。公民抗命的起因是社會契約失效，以及政府的制度落後不能保障一個團體的利益，所以他們要出來抗爭。犯法的起因是因為警察無能，犯人認為可以脫罪而違法。
第二，公民抗命者是公開地不服從法律，吸引公眾注意；而犯罪者是隱密行事，不想別人和警方知道。你有見過愛港力、青關會為他們的暴力行為而負責嗎？
第二，公民抗命者是為了一個群體利益，以群體之名行動，甚至自己無所得著；犯罪者就算是屬於某一犯罪組織，他只是為了自己個人利益，不可能為了其他的群體而打拼，關鍵時候亦會出賣其他犯罪成員。
希望大家藉此分辨公民抗命和犯罪的分別，以及了解公民抗命合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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