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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以為正確的民主謬誤(三)

by | 12 月 6, 2014 | 今日頭條, 哲學行者, 社會科學研究 | 0 comments

數人頭謬誤

最近參加一個讀書會,組內有不少反佔中的人,說起來十分好笑,他們對民主、公民抗命的認知一知半解,但是卻東施效顰說起政改如何有多民主、泛民如何背棄民意反對政改是不民主,邏輯嚴重謬誤,思想十分混亂。

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

其中一個人的推論更加叫人忍俊不禁。他聲稱泛民反對政改,是背棄民主,比中共更加不民主。他的推論正正反應了華人對民主的誤解,以為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只要數人頭數夠了,就可以禁制少數的訴求。他主張佔中侵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參加佔中的人是暴民。

的確,佔中造成了許多群眾的不便,但是我在文章《漢娜鄂蘭論公民抗命與佔中》已經論證了,為甚麼儘管「公民抗命」帶來了不便,我們也必須接受。正如哲學家泰勒所言,並非所有權利與自由都是同一地位的(請參考文章《放任自由主義真的追求自由?(上)》),有些自由和權利是重中之重,是所有國民能夠生活的必要基礎,必須比民生權利更優先保護。而漢娜鄂蘭則認為,這種權利就是公民對政府的統治提出異議權,而這種異議權就是用公民抗命來表達。

為甚麼異議權比起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權更重要?也許有傻蛋會用洛克的人有私人產權來反對公民抗命,因為抗命會妨礙無關人士的日常生活權利,侵犯到他們的自由。但這種想法已過時了。

公民抗命與民主

但是正如漢娜鄂蘭所言,一個政府的成立在於人民的相互同意——就是所有人互相尊重對方的權利,然後建立一個社會契約,再成立一個政府所管理。但是要謹重注意,這個權利並不是萬世不變動的,因為所有社會契約都未能處理新的變化與例外狀態,所以,當有新加入的社群/團體/世代,他們的權益未能受到社會契約的保障的時候,就有權提出異議,要求更新社會契約。因為這個社會契約違犯了當初成立的目的,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既得利益者不一定願意更改對他們有利的社會契約,於是被忽略的團體無可奈何,只好進行公民抗命。

當然,某些傻蛋會說,我們尊重他們爭取他們的權益,但是絕不能對對我造成不便,這就是不民主了。另外,他們也說,既然有一百八十萬人支持政改,泛民反對就是不民主——這才是對民主的荒謬理解,如果民主僅僅是數人頭,那樣就是他們口中所反對暴民政治了,雅典就是這樣毒死蘇格拉底。

為甚麼說那些人口中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打個比方,他們口中的民主就是,有十個人的團體,九個人投票去爬山,一個人要去打籃球,投票後那個人堅持不從,然後那些人就鬧那一個人是反民主,拖慢大多數的步伐。

民主是要尊重少數

但是,真正的民主,是要尊重少數。真正的民主做法是,投票後那九個人去爬山,另外聘請一個人陪另一個人打籃球。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具有民主素質的人知道,今次他們是大多數,下一次投票可能變成少數,如果一味遵守數人頭的話暴民政治,自己的權益在自己淪為少數時就會被不屑一顧,所以,民主的做法,就是在執行多數的決定時,也要尊重少數的選擇。

這樣反而比較符合中國的社群精神。可憐的那些人嘗言西方沒落東方崛起,但是他們的思維卻停留在西方個人主義中,只為自己的一時利益著想而不顧他人的訴求,嚴重地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

另外,一個人的天賦人權不能因為多數的決定而被剝奪。如果我搞一個投票,結果有6,999,999香港人都支持讓那些人做奴隸,如果依那些人的「民主」邏輯,他們是否欣然同意做奴隸?當然這是不可以,一個人是有天賦人權,他的自由權、政治權是不容侵犯的。就算99.999%的人支持那些人做奴隸,也不能讓那些人做奴隸。

六百萬人願意做奴隸,可以否定其他人不做奴隸的意願嗎?

同理,那怕是六百萬人支持沒有提名權和參選權的政改,也不可以說反對這個政改的一百萬市民是反民主,正如前面所言,天賦人權是不能因為多數人的決定剝奪的,所以少數人以公民抗命堅持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就算其他人決定了做奴隸,也不能說反對的人不合理,因為他們的人權不容剝奪。政府可以判他們有罪,但是他們道德上是無可非議的。打個比喻,如果當時所有白人都反對給黑人政治權利,那馬丁路德金是否應服從多數決定,打道回府不搞公民抗命和不合作運動?如果是這樣,現在就沒有奧巴馬了。

這也是公民抗命必須容忍的原因,因為每一個少數都有發表異議權,要求更改社會契約的權利。那怕造成不便,因為權衡輕重,今日的多數可以變成明日的少數,如果社會完全不容忍公民抗命,這樣政府就可以弄權打壓不同的少數了。你現在反對公民抗命,如果你明天是少數的時候,到時後悔就太遲了。

而且,這個不便只要政府讓步,就可以解決了。只要政府答允讓香港有雙普選,廢除提委會和功能組別,示威者就會退場,民生問題就可以解決。是政府導致這個亂局,為甚麼不譴責政府,只怪責無辜的人民。所有憲法都可以改,為甚麼基本法不可以?堅持擁護政府的無理決定和憲法的無理,是奴性的表情。

正如一位德國牧師說:

「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納粹黨來抓工會的人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

當納粹黨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

當納粹黨來抓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為我站出來說話,
因為他們都被抓走了。」

公民抗命就是避免這個情況的最後防線。只有保障少數的聲音,這樣這個社會才不會讓政府假多數之名行專權之實。很可惜,這個社會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別人的抗爭行動,無可避免會影響我們,我們只能用寬大的心去對待,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天,也許我們是少數。

當然,反佔中的人是香港經濟的既得利益者,要讓他們知道這個道理,恐怕甚為艱困,也許他認為自己永遠會站對邊,跟著權力走,所以才會蔑視弱者的無力抗爭。但是在中國這個獨裁社會中,很多事是說不準的。在薄熙來和周永康咤叱風雲的時候,有誰會想到他們會淪為階下囚?如果有一個民主政制,他們也許可以安享晚年。如果反佔中的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永遠站對邊而反對公民抗命,那樣只代表他們只是西方個人主義的信奉者,而非中國文化的追隨者。因為中國文化講「濟弱扶傾」,而非「見高拜見低踩」,「自私自利不顧他人爭取權益」。

總的來說,本文反駁了一般的誤解,以為民主等於多數決。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容納少數的人提出異議的制度,就算他們干犯現在的法律。一個合格的民主公民絕對有雅量接受少數對多數的挑戰,甚至支持他們。而多數決也絕不可以剝奪一個人的天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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