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人頭謬誤
最近參加一個讀書會，組內有不少反佔中的人，說起來十分好笑，他們對民主、公民抗命的認知一知半解，但是卻東施效顰說起政改如何有多民主、泛民如何背棄民意反對政改是不民主，邏輯嚴重謬誤，思想十分混亂。
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
其中一個人的推論更加叫人忍俊不禁。他聲稱泛民反對政改，是背棄民主，比中共更加不民主。他的推論正正反應了華人對民主的誤解，以為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只要數人頭數夠了，就可以禁制少數的訴求。他主張佔中侵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參加佔中的人是暴民。
的確，佔中造成了許多群眾的不便，但是我在文章《漢娜鄂蘭論公民抗命與佔中》已經論證了，為甚麼儘管「公民抗命」帶來了不便，我們也必須接受。正如哲學家泰勒所言，並非所有權利與自由都是同一地位的（請參考文章《放任自由主義真的追求自由？（上）》），有些自由和權利是重中之重，是所有國民能夠生活的必要基礎，必須比民生權利更優先保護。而漢娜鄂蘭則認為，這種權利就是公民對政府的統治提出異議權，而這種異議權就是用公民抗命來表達。
為甚麼異議權比起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權更重要？也許有傻蛋會用洛克的人有私人產權來反對公民抗命，因為抗命會妨礙無關人士的日常生活權利，侵犯到他們的自由。但這種想法已過時了。
公民抗命與民主
但是正如漢娜鄂蘭所言，一個政府的成立在於人民的相互同意——就是所有人互相尊重對方的權利，然後建立一個社會契約，再成立一個政府所管理。但是要謹重注意，這個權利並不是萬世不變動的，因為所有社會契約都未能處理新的變化與例外狀態，所以，當有新加入的社群/團體/世代，他們的權益未能受到社會契約的保障的時候，就有權提出異議，要求更新社會契約。因為這個社會契約違犯了當初成立的目的，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既得利益者不一定願意更改對他們有利的社會契約，於是被忽略的團體無可奈何，只好進行公民抗命。
當然，某些傻蛋會說，我們尊重他們爭取他們的權益，但是絕不能對對我造成不便，這就是不民主了。另外，他們也說，既然有一百八十萬人支持政改，泛民反對就是不民主——這才是對民主的荒謬理解，如果民主僅僅是數人頭，那樣就是他們口中所反對暴民政治了，雅典就是這樣毒死蘇格拉底。
為甚麼說那些人口中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打個比方，他們口中的民主就是，有十個人的團體，九個人投票去爬山，一個人要去打籃球，投票後那個人堅持不從，然後那些人就鬧那一個人是反民主，拖慢大多數的步伐。
民主是要尊重少數
但是，真正的民主，是要尊重少數。真正的民主做法是，投票後那九個人去爬山，另外聘請一個人陪另一個人打籃球。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具有民主素質的人知道，今次他們是大多數，下一次投票可能變成少數，如果一味遵守數人頭的話暴民政治，自己的權益在自己淪為少數時就會被不屑一顧，所以，民主的做法，就是在執行多數的決定時，也要尊重少數的選擇。
這樣反而比較符合中國的社群精神。可憐的那些人嘗言西方沒落東方崛起，但是他們的思維卻停留在西方個人主義中，只為自己的一時利益著想而不顧他人的訴求，嚴重地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
另外，一個人的天賦人權不能因為多數的決定而被剝奪。如果我搞一個投票，結果有6,999,999香港人都支持讓那些人做奴隸，如果依那些人的「民主」邏輯，他們是否欣然同意做奴隸？當然這是不可以，一個人是有天賦人權，他的自由權、政治權是不容侵犯的。就算99.999%的人支持那些人做奴隸，也不能讓那些人做奴隸。
六百萬人願意做奴隸，可以否定其他人不做奴隸的意願嗎？
同理，那怕是六百萬人支持沒有提名權和參選權的政改，也不可以說反對這個政改的一百萬市民是反民主，正如前面所言，天賦人權是不能因為多數人的決定剝奪的，所以少數人以公民抗命堅持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就算其他人決定了做奴隸，也不能說反對的人不合理，因為他們的人權不容剝奪。政府可以判他們有罪，但是他們道德上是無可非議的。打個比喻，如果當時所有白人都反對給黑人政治權利，那馬丁路德金是否應服從多數決定，打道回府不搞公民抗命和不合作運動？如果是這樣，現在就沒有奧巴馬了。
這也是公民抗命必須容忍的原因，因為每一個少數都有發表異議權，要求更改社會契約的權利。那怕造成不便，因為權衡輕重，今日的多數可以變成明日的少數，如果社會完全不容忍公民抗命，這樣政府就可以弄權打壓不同的少數了。你現在反對公民抗命，如果你明天是少數的時候，到時後悔就太遲了。
而且，這個不便只要政府讓步，就可以解決了。只要政府答允讓香港有雙普選，廢除提委會和功能組別，示威者就會退場，民生問題就可以解決。是政府導致這個亂局，為甚麼不譴責政府，只怪責無辜的人民。所有憲法都可以改，為甚麼基本法不可以？堅持擁護政府的無理決定和憲法的無理，是奴性的表情。
正如一位德國牧師說：
「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納粹黨來抓工會的人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當納粹黨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因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當納粹黨來抓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為我站出來說話，
因為他們都被抓走了。」
公民抗命就是避免這個情況的最後防線。只有保障少數的聲音，這樣這個社會才不會讓政府假多數之名行專權之實。很可惜，這個社會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別人的抗爭行動，無可避免會影響我們，我們只能用寬大的心去對待，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天，也許我們是少數。
當然，反佔中的人是香港經濟的既得利益者，要讓他們知道這個道理，恐怕甚為艱困，也許他認為自己永遠會站對邊，跟著權力走，所以才會蔑視弱者的無力抗爭。但是在中國這個獨裁社會中，很多事是說不準的。在薄熙來和周永康咤叱風雲的時候，有誰會想到他們會淪為階下囚？如果有一個民主政制，他們也許可以安享晚年。如果反佔中的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永遠站對邊而反對公民抗命，那樣只代表他們只是西方個人主義的信奉者，而非中國文化的追隨者。因為中國文化講「濟弱扶傾」，而非「見高拜見低踩」，「自私自利不顧他人爭取權益」。
總的來說，本文反駁了一般的誤解，以為民主等於多數決。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容納少數的人提出異議的制度，就算他們干犯現在的法律。一個合格的民主公民絕對有雅量接受少數對多數的挑戰，甚至支持他們。而多數決也絕不可以剝奪一個人的天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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