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寫這一篇文章，一定會激起教育界的憤慨。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筆者不得不指出，香港青少年缺乏批判性和自省技巧，和我們的學校運作不無關係。

一般來說，單元主義、民族主義是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大敵。中國古代的獨尊儒術和歐洲的獨尊耶教，都對人類造成莫大的創傷，故此筆者支持多元主義，但是這個多元主義卻不能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和公義互相衝突。可惜的是，學校推行單元主義，卻是不遺餘力。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髮禁和服禁（必須穿校服），它們見證了一種文化霸權，一種宰制關係。其實，學生的髮型服飾其實與道德沒有甚麼關係；既不是殺人放火，又不是姦淫擄掠，為甚麼幾乎全部學校將髮禁和服禁視為最重要的管制？我不是說笑，我的學校伍若瑜就有一半篇幅的校規規管髮禁和服禁，至於其他學生的操行，好像也不是學校所注重的。而且，學校聲稱注重學生的守法精神，為甚麼不在校規裡寫明「遵守香港法律」？是不是學生觸犯法律比起觸犯髮禁服禁不重要？

在這裡，必須解釋筆者的道德觀。筆者的道德觀很簡單，就是要緊守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等價值觀，以後配合一些社會約定俗成的觀念，但這些觀念卻不能違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所以，髮禁和服禁一定要廢除，因為它嚴重侵犯了學生的人身自由，違背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為甚麼髮禁和服禁仍然陰魂不散。在專制社會，髮禁和服禁是一種在外表箝制學生思想的表現，培育學生作為愚民和順民的最佳工具。故此專制國家的學校實行髮禁和服禁，無可厚非，但不能解釋的是，尊重個人自由的民主社會，也會搞起髮禁和服禁來？

筆者認為有以下解釋：文化霸權主義。甚麼是文化霸權主義？文化霸權就是指當一種文化成為社會主流，或者被社會權力核心所接受，它就會出現排他性，將其他文化模式妖魔化，以便自身的文化能夠長久成為主流。文化霸權看似不常見，其實它有極多歷史例子。例如當崇洋風氣盛行的時候，用刀叉就代表高尚，用筷子就代表土包、低劣。古時候，女人要纏足，纏足的女性就是淑女，不纏足的女性就是粗野。或者在歐洲中世紀時代，信仰上帝就代表正確，信仰其他神就是罪該萬死……例子不勝枚舉。

學校的髮禁和服禁，正正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當社會主流認為男生頭髮不過長，女生頭髮不過短是「正確」的時候，社會就會排斥非主流的髮型，並將其視為「不道德」，用各種方法懲治不服從「正確」髮型的社會成員。

批評髮禁和服禁的論據，可以用魯迅一句來作結：「人猿同源，但我不懂，何以從前的古猿子，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奇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轉自熱風．隨感錄四十一）違反髮禁和服禁校規的學生，正正是魯迅筆下那群「說人話」的猴子，但是，最後他們被訓導老師和社會輿論咬死了。反抗往往是自由或進步的開端。

支持髮禁和服禁的千秋謬誤，容後再論，只想說一句讓彭秋雁和彭小嫻等保守派論點崩潰的說話，芬蘭的學校無髮禁，無服禁，為甚麼他們的學生成績和操行比香港還要好好多？保守派斷言自由主義一定會導致學生放縱，品行和成績低落，有何根據？

而且，學校花費大量時間管制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例如髮禁和服禁），反而在管制真正關係學生品德卻力有不逮（例如欺凌問題），學校完全沒有關顧學生的民主品德、自由品德、人權品德、法治品德、公義品德的發展，結果令到他們出到社會後，對社會缺乏批判力，變成了順民，難怪很多人都投票支持民建聯等保皇黨，讓香港盡早被赤化。

學校除了推行髮禁和服禁等象徵單元主義的措施，扼殺學生創意之外，另一個問題，就是違反法治精神。先不論學校立校規時如何黑箱作業，執法時候亦十分模棱兩可，全部都是由校方釋法。例如伍若瑜學校根本沒有規定不准學生早會上用紙扇解熱，但是彭秋雁因為不順眼，就罰了筆者。更可笑的是，彭秋雁的論據全部都有邏輯謬誤，為支持而支持，可信性連一個小學生也不如，但是因為牠有權，就罰了本人。

另外一點是，學校完全沒有上訴機制，讓受罰的學生伸冤。古代中國尚且可以到京城告御狀，但是學校連古中國都不如。而且師師相衛，你上訴也沒有辨法。或者有人會反駁現在家長經常干預校政，偏坦壞學生，但是我們不能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不給學生有抗辯機會，這是另一個病態情況，上訴機制是文明制度的其中一種。

學校除了算不上法治（rule of law），連依法辨事（rule by law）也談不上。如果是法治，那麼建基於民主和自由的法治精神，根本容不下髮禁和服禁。如果是依法辨事，彭秋雁這條法西斯走狗就不應懲罰筆者，因為校規沒有規定我不能撥扇。所以，學校的訓導系統，頂多是一個四不象。彭小嫻說要讓學生知道守法的重要，但是學校卻違反法治精神，可能彭小嫻此言是指要為她的中共主子培養順民吧。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學校只罰不教的情況十分嚴重。訓導老師和風紀（在我校稱為領袖生）除了懲罰學生的時候，都是只說明他們犯了哪一條校規，就即行扣分。事後的輔導亦甚為輕率，除了數句威嚇的言論（彭秋雁和彭小嫻精於此道）和破碎的價值觀之外，就甚麼都沒有。這樣，要讓學生信服，實在是天方夜譚。如果讓學生知道校規的訂立原則，包含的道德觀，那麼可能比較容易讓學生信服，但筆者看不到有學校嘗試這樣做。筆者只好如此解釋，因為學校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校規其實是荒謬絕倫，或者執行校規只是因為形式主義，完全沒有價值觀在內，所以校方不敢，亦不會解釋校規的制定原因。

也許教育界認為不讓學生知道校規和道德的關係也沒有關係，只要讓學生守校規就行—大錯特錯！這樣只會培養一批機械性的學生，對社會毫無好處。這不是我說，而是心理學大師皮亞傑（Jean Piaget）的主張。皮亞傑認為，判斷一個人是否道德，只看他表面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規範是不足夠的，他將人分為自主（autonomy）和非自主（heteronomy）（本文採用史英的中譯）。非自主是指人沒有個人的道德判斷，他只會受社會和成人的言論左右，善等於服從；自主是指人有獨立的思考去判斷是非。皮亞傑認為，只有人在自主的情況下才算是有道德，非自主則反。而且，非自主是一個危險的地步，由於人沒有獨立思考，所以容易受到別人唆擺。故此，皮亞傑認為，教育應該將兒童由非自主導向自主。（按：皮亞傑亦反對體罰，彭小嫻不要用他來作擋箭牌）

可惜的是，我們學校的教育，無論是上課模式或者訓導系統，都達不上皮亞傑的要求！正如我在前述，學校的訓導制度根本是壓迫性，只罰不教，或者教得輕率的情況十分普遍。老師完全沒有將學生的道德導向自主，他們只是強迫學生遵守校規。所以大部分學生都是機械性守規矩，並不是有獨立思考去守法，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他們容易受到別人左右，而不守法律。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這樣多學生會違反校規，除了受自由主義影響之外（先不論他們將自由主義與放縱畫上等號），亦和他們是非自主，容易受朋輩影響有關（心理學的「從眾行為」）。至於名校的紀律較「好」，是因為這些學生在家庭教育中已經被社教化了。

違反法治精神的特徵還有，執法不一，簡單來說，學校在學生比較奴化的時候，就會放鬆管制；在學生比較反叛的時候，就會收緊管制。放鬆管制的時候，學生如何「踩界」，都不會被抓；收緊管制的時候，學生稍為刺激訓導的神經，就會被罰—這樣除了訓練學生如何「走精面」之外，就學不了甚麼，包括法治精神。

另外，學校為了一己之私，甚麼原則都可以放棄，所以，學校有諸多荒謬絕倫的東西，一點也不奇怪。之前有一個極度轟動的新聞，董玉娣中學的女學生因為在四川大地震後發佈一些幸災樂禍的言論，就被校方記大過。這完全是反法治、反民主、反自由精神的極致—校規竟然比廿三條更不堪，連言論自由也要打壓。學生的言論有偏頗，為甚麼你們不好好教育她？而是要屈從於公憤而將其犧牲？是不是香港時光倒流，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盛行集體批鬥？

學校反民主方面，在於做一些反智的舉動，推翻學生會的合理決定，完全違反學生自治的精神。情況就好像中共經常干預香港內政般—雙方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是為了自己利益。網友小狼曾經在方潤日記分享一間中學的醜聞—校方不喜歡某個當選的學生會內閣，竟然無視民主程序，藉廢票多的理由下令重選，公然敗壞民主精神。

我就讀的伍若瑜亦有膠（潮語，解戇居）事，記得我在中五的時候，學生會都會例行搞畢業生班歌唱比賽。原本學生會打算讓班級自行選擇歌曲，但是校方卻否決學生會的計劃，只讓班級選擇指定歌曲，而且沒有交待任何理由。學生會讓班級自行選擇歌曲，是殺人放火，還是姦淫擄掠？為甚麼校方無故否決學生會的理性決定？是不是專制心態作祟，為控制而控制？

以上內容大抵勾劃出學校反人類普世價值的問題，下一篇，我們講學生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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