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批評Mirror虛火，無改其口賤性格
最近，流亡到英國的陶傑，發文批評Mirror是虛火，是借2019的反送中運動而崛起的明星，他們的技藝本身就底氣不足，無法和八、九十年代的明星相比。引起不少鏡粉（Mirror粉絲）圍攻陶傑。事後陶傑藉著向Mirror道歉時乘機羞辱蕭若元，無改其口賤的本色。
啟敢甚少留意香港樂壇，對樂理一竅不通，有多少分材料說多少分論點，不敢評論Mirror是否虛火。不過，Mirror之一的姜濤最近的歌曲《作品的說話》為烏克蘭說項，沒有追隨中共的主旋律頌揚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足見Mirror他們想在創作自由日漸被扼殺的香港下，盡力展現自己的作品立場，其志可嘉。而啟敢也不是健吾、劉正此類酸腐之人，若果日後Mirror不幸受壓而噤聲，啟敢只會感到惋惜，不會幸災樂禍。
陶傑批評Mirror虛火，本身陶傑就是最大的虛火
不過，話說回來，陶傑嘲諷Mirror是虛火，其實是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陶傑本身就是香港文化界最大的虛火，根本無資格批評Mirror。若果以陶傑的自身水平參與歐美的文化界，陶傑老早就因為其法西斯言論而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並自絕於人前，他的言論只會被少數極右人士追捧。
陶傑能夠風行香港的原因，的確是時勢造英雄，並非本人有真才實幹——因此陶傑無資格嘲笑Mirror是借2019年政治運動乘時而起。陶傑能夠於香港欺世盜名，是因為香港的進步左翼力量被港英和中共政府打壓，右翼的種族仇恨思想因而能夠不受阻攔，於香港植根所致。（當然，這個種族仇恨思想：保皇黨用過、本土派也用過。）
陶傑譏諷Mirror虛火，他本人崛起的原因
香港人的政經地位受到中國的挑戰，加速了香港人的仇外主義的橫行。原本，香港人自上世紀以來，受惠於全球的經濟泡沫、麥理浩的福利改策，他們的經濟水平、政治地位、文化水平都得到大大提升——於是認為自己可以脫亞入歐，成為可以媲美歐美白人的次等市民。這種想法是雨露均霑，恐怕無論是中上層和基層都是這樣想。
可是，香港回歸後的經濟衰退，加上中國經濟崛起出現了許多精英、暴發戶來港競爭，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文化優越感，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受到嚴重挑戰，自己已不再於經濟上或能力上優於來自中國的人才，因此，香港人出現了強烈的身份認同危機。
若果社會有健康的民主左翼的力量，這群身份認同危機可以被引導去追求更進步的民主改革和爭取分配公義的助力，但是香港的政黨，不論是泛民主派還是保皇黨都是經濟右翼政黨，自然不能處理這種身份認同危機。於是，這個身份認同的危機就轉化為歧視弱勢社群及弱勢族群的仇恨，以此來建立香港人的道德優越感。而人渣陶傑，就是藉此舉起「倚天」之劍來號令群雄，蠱惑眾生。
陶傑罵Mirror虛火，他如何掩飾自己的虛火？煽動獸性
基本上，陶傑的言論能夠於香港嘩眾取寵，是因為他順著香港人道德優越感之勢發言，這種優越感急於藉著歧視其他人，來麻醉他們平日面對貧富懸殊之痛苦。陶傑的言論本質上是法西斯，但是他為他的法西斯言論包裝了一個理性的外皮，讓香港人的種族歧視有大義之名，出師有名——就是所謂的「崇優」。香港人可以大義凜然地歧視中國人、伊斯蘭信徒、少數族裔，是因為他們文化素養低，比不起經西方民主自由文化「開化」的香港人。
陶傑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描述一向空洞可笑，只有投票民主，而非於生活各個層面落實民主，還權於民。但是這不妨礙陶傑挪用民主、自由等口號，煽動香港人歧視其他族群。通常，陶傑筆下的伊斯蘭人、中國人都是仇恨西方普世價值、歧視女性、做許多文化差劣之事。而西方所謂的「左膠」以「文化多元」包容這些人於西方生活，結果西方就經常出現恐怖襲擊，或者伊斯蘭信徒用多數暴力威脅西方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陶傑屢屢形容這些伊斯蘭信徒或中國人威脅西方民主，因此我們這樣受西方「薰陶」的香港人，自然可以歧視這些族群，陶傑經常於光明頂重覆這些論述，為自己攫取了不少名利。
啟敢自然不會否認，的確有部分伊斯蘭信徒或中國人是保守主義，仇恨女性和普世價值，啟敢身為民主左翼，自然認為應該跟這些人作鬥爭。要提醒的是，其實所謂伊斯蘭經常恐襲歐洲是媒體渲染後的結果，其實還有更多基督教徒發動過恐襲，但是陶傑不會說基督徒是野蠻分子。然後，陶傑其心可鄙的地方是，他的文筆意圖誤導香港人認為全部伊斯蘭教徒和全部中國人都是仇恨普世價值和民主自由，所以香港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仇恨他們，雖然，香港人本身也沒有太多民主自由素養。
陶傑對伊斯蘭的歷史選擇性引用
再加上，陶傑的崇優論述本身經不起歷史學的考證，伊斯蘭信徒有相當部分人仇恨女性，是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在內。原本，伊斯蘭教於中世紀是最開明的文化，於17、18世紀，伊斯蘭的性開放程度，讓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十分仇恨，對其大加鞭撻。
伊斯蘭教對女人的嚴苛，是始於19世紀歐洲列強殖民伊斯蘭國家弄得他們一窮二白，當時的伊斯蘭保守派仿效中共，打著救國的名義發起獨立運動之餘，又大肆竄改伊斯蘭教義將它變成父權至上的宗教，結果西方列強撤退後，就輪到這些伊斯蘭保守派濫用宗教之名魚肉女性和平民。若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也許伊斯蘭世界自己經濟發展能讓他們走上民主自由平權之路。陶傑選擇性剪裁史實，誣指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是厭女主義者，本身就沒有誠信，有辱知識分子風範。
陶傑本身就不信仰民主自由，批評Mirror乘勢而起是用心可誅
而且，陶傑是否如同他筆下所言，信仰民主自由平等諸價值，本身就值得商榷！以女性權益為例，陶傑大加描述伊斯蘭教徒和中國人如何厭女父權，加以嘲笑；但是當西方右翼如共和黨等白人權貴高層，口講傳統家庭價值，背後卻聲色犬馬、酒池肉林、強姦女性、漠視女性權益的時候，陶傑不但輕則少有批評，重則轉移視線，甚至或許會開玩笑地為這些人辯護，說他們有男子氣概！這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滑頭態度，反映了陶傑的欺善怕惡的態度，無知識分子的風骨。
再者，陶傑本人見錢開眼，曾收東方日報錢，於功夫茶專欄寫文謾罵民主派，中傷民主運動，這反映陶傑斯文敗類，無民主素養；還要留意的是，陶傑的種族主義更加暴露其本性和中共一樣反民主。若果相信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就應該認為藉著民主派的自己努力，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可以逐步移風易俗，改善民眾水平。舉例，八十年代柏楊先生出版《醜陋的中國人》，論述了不少當時的台灣人的文化水平如何差劣；但是台灣經過四十多年的民主洗禮，民眾水平大幅上升，就是好例子。相反，陶傑諸多文章一口咬定伊斯蘭教徒仇恨普世價值，無可救藥，論述的本質和中共經常宣傳中國民族性不適合民主一樣，本質上就是反民主。
總結：陶傑是文妓，無資格批評Mirror！
總結來說，啟敢已經踢爆了陶傑如何利用香港右傾的風氣，以理性畫皮包裝其法西斯思想，迷惑眾生，號令群雄。現在香港處於黑暗時期，民主自由須重新發展，啟敢好希望大家多收聽有營養的資訊，裝備自己，靜待時機，一有機會，為民主自由努力。若果大家再迷信陶傑這些垃圾言論，恐怕日後香港就算有形式上的民主，但我們仍生活於地獄之中。而陶傑也不要再妄加批評Mirror，因為你只是一個文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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