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林天悟

林天悟：慎防無罪推論的社會變質除了資深的中國組記者外，還有多少香港行家或達官貴人記得湖北漢子佘祥林？還好互聯網太方便了，只要在搜尋器鍵入「佘祥」兩字，即自動跳出「佘祥林案」的相關資料，有超過二十七萬條連結，只要花點耐性就能輕易了解事情始末。

佘祥林原本只是湖北一個小鎮派出所的治安巡邏員，脾氣有點暴躁， 也許還有點風流， 跟精神失常的妻子張在玉經常吵吵鬧鬧。1994 年初，佘妻離家失蹤，不久村裏發現一具無名腐爛女屍，有人指是失蹤的佘妻，從此改寫了佘祥林的平凡人生。

冤案「幸運兒」還說有「公道」

往後的歲月裏，佘祥林被指謀殺妻子，經法院「審判」後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間，女兒輟學；為他奔走呼冤的母親遭執法機構毆打扣押，獲釋不久病故；家族親友上訪鳴冤，傾盡家財後，剩下的只有打壓再打壓。

佘祥林坐牢十一年後， 「亡妻」2005 年突然現身回鄉，驚悉自己竟是兇案「死者」，難耐壓力下再次情緒崩潰，須入院接受治療。原來當年她只是忍受不了與丈夫關係緊張而出走，最後在山東再婚產子，卻不知竟鬧出一場世紀冤案。

佘祥林在前妻現身四天後獲釋，但牢房外已是換了人間，他的「無罪」還得經過法院正式審理，在放監十二天後才獲宣判「無罪釋放」。當他恢復自身身走出法院，眼前是數千名群眾夾道歡迎，全國一百二十八百家傳媒機構逾二百名記者苦等他說感受。佘祥林只簡單地說： 「公道自在人間。」然而，公道背後，爆出他遭執法機關毒打十天十夜後被迫認罪，連殺人方式的供詞都是控方「度身訂做」。在最痛苦的一刻，他只求好死，不想苦活了。就是這樣，佘祥林從此成為國內冤案的經典人辦。

往後更多案例告訴我們，佘祥林能夠翻案已算是幸運兒了，因為更多冤獄不斷發生，申冤者還會「被失蹤」，公道呢？多久沒有在中國領土裏實踐過？佘祥林案的深層意義，在於赤裸裸地揭穿內地司法制度上具有「假定有罪」的特質，平民一旦被控，不是由控方證明他有罪，而是要由辯方證明自己無罪。在「假定有罪」的法制下有冤案無數，國民失去安全感，公義信念沒有了依靠，人人都被看成罪犯。

曾經聽過中國組的記者說，內地機構要對付不聽話的平民，只要把他抓到公安局，總有方法把刁民「依法治罪」，問題是，扣上哪種罪行而己。

過去一星期，心裏經常想起佘祥林案，只因看到這種「假定有罪」的思想，竟然逐漸在香港萌芽，從官方到民間處處是火苗，連部分記者行家都有那種心態，實在令人心寒不已。

「核心安保區」無限量擴大

且從「記者大晒」說起。

三名行家闖進新政府總部的特首辦公室被當賊辦，拘捕後送進官門，警方和傳媒機構款進行「各自表述」，在此不贅。然而，令人最驚訝的是，討論區裏竟然有不算少的網民發表意見指： 「記者唔係大晒，擅闖私人地方一樣要拉」；或者索性奉行各打五十大板的犬儒想法，認為記者與警員都有錯。更難以置信的是，竟然有行家叫有關記者和傳媒機構「撫心自問，是否僅僅碰巧闖進去，是否另有企圖？」說穿了，這種心態其實和執法機關一樣，是把記者當賊辦。

更令人驚訝的是，竟有行家說： 「除非他們拿出證據證明真是無心闖入，否則就是有錯」。在奉行《普通法》的國家裏，大部分刑事罪行要定罪，控方必須同時證明被告有「犯罪行為」（Actus Reus）和「犯罪意圖」（Mens Rea）。而犯罪意圖不是必須的，例如命案發生後，控方認為謀殺罪存疑，便可改控誤殺；此外，若有人自稱三合會成員，只要證明被告的行為，毋須犯罪意圖已能定罪。

因此，構成控罪（是否罪成要再經審理）的首要因素是犯罪行為，而不是犯罪意圖，若單憑意圖就能定罪，肯定每個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大惡霸。一位律師朋友說，那三位記者可予放行，就是因為沒有犯罪行為，若再叫他們「撫心自問」，無疑是在意識上進行「假定有罪」的審判——這種想是法文明社會的大倒退。

然後到麗港城的王先生，他身上那件「六四T 恤」無疑是觸動了保安人員的神經，於是二話不說被抬離居住大廈的範圍，人身安全自由明顯遭剝削，然後還成為「通緝犯」，是「被捕人士」（Arrested person）而不是投訴者。

興許是因為談及「六四」，觸動了香港市民的情意結，社會上普遍對王先生的遭遇表示憤慨。然而，無論是執法者、從政者或者親政府者，這些有權力人士都對王先生作了「假定有罪」的原罪判斷，所以曾偉雄才能理直氣壯地說：因為那位市民出現在「核心安保區」，相信是想示威，所以才把他抬離。為了確保訪港政要的安全，對市民造成影響在所難免，云云。

一心為港好市民須犧牲

說到底，在掌權者眼中，平民和高官是兩種等級的生物，如讓平民成功在高官面前說出己見，會是滔天大罪。於是才有後來的港大學生在校園內遭禁錮，記者遭搜查隨身物品，還推到百米外的「採訪區」，就算連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只要政治立場不夠親共，就算有幸與高官在同一場所，但吃飯也有「保鑣」看守，慎防會出亂子。

連串事例湊合而成的調子，套用國內的說法，是為了維持國家穩定（維穩），市民作出小許犧牲是必須的。按國情而言，所謂小犧牲是包括失去自由到失去生命，不聽話的蟻民是歷史上的沙粒，要像垃圾般掃除。

警方說在執法上沒有政治考慮，三位疑似特首候選人都開腔挺警，呼籲香港市民要「顧全大局」，其中政務司長唐英年直斥有關違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批評「完全是垃圾」(completely rubbish)；多宗事件觸動近三百名記者上周六站出來遊行怒吼，這是傳媒挺直腰骨的表現，值得讚賞。

歷史告訴我們，世上最大之惡，往往是由當權者「善意」鋪成，無論是納粹的優生論引發的猶太人大屠殺，抑或是毛澤東銳意掃除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當領導人拉起的旗幟不是為了一己私慾，骨子裏其實更危險，也確實製造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悲劇。

或許我們應當相信特區政府領導班子和警方執行政策任務時，是一心想為香港好，但他們心目中的那個「香港」，恐怕已不是往日香港人所想的香港，而是「一定要喺中國有好重要的角色」的特區。因此，身為小市民，身為記者，應當由自身反省開始，慎防無罪推論的社會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