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這個名詞，在世界不算新詞，但是在香港的確是新鮮的產物。自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有錢人的怨恨與日俱增。而有錢人即使如何掩耳盜鈴，也不能不急謀對策。故此，有李兆基的「安分守己論」，田北俊的「政府派錢減仇論」，以及李嘉誠拿錢做慈善。然而，社會的仇富看起來並不能減緩。

很多人對「仇富」十分忌諱，認為這個字會給人攻擊口實，讓偽善偽理性的香港人所不接受。所以，為了增加號召力，社運分子一般都會說他們不是否定富人有錢，而是反對他們以特權來謀取私利，剝削小市民。筆者最近看了一本哲學的書，認為忽略情感是不智的。該書的作者Solomon, Robert C.認為，近代的政治哲學過分強調理性，結果人失卻了行動的動力。作者認為，爭取公義其中一個動力就是仇恨，我們希望和得罪我們的人「扯平」。而人亦因為這種情緒而著書立說，最後亦會促使社會的進步。故此，在政治運動上，情感的重要不亞於理性，所以，為甚麼我們不能堂堂正正地說「我仇富」？

然而，筆者認為現在傳媒所塑造的香港人仇富的觀念，只不過是一種錯覺，香港人其實有兩種面向。

第一種是受到主流文化的洗腦，認為貧窮僅是自身的問題，所以，他們除了不會仇富，當社運分子力斥香港官商勾結時，他們還會為富人幫拖，指社運分子是蛀米大蟲。此種人應付貧窮的方法，就是聽從資本主義的邏輯，不停付鈔給學店，讀一些勞什子的學位文憑，為自己增值。然而吊詭的是，資本主義並無獎賞這些死忠，他們仍然是處於貧窮生活中。要怯除這些人死忠的迷思，我們必須要不停力斥官商勾結帶來的禍患，否則，香港的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將會停滯不前。

另一種的仇富，可謂「右翼的仇富」，這種人的仇富，可以見諸於香港的獅子山學會。這些右翼分子，一樣會批評官商勾結，但同時他們又會反對最低工資，福利政策，支持大市場、小政府。他們相信市場機制萬能，不關心低下階層的死活。而事實上，經過今次金融海嘯後，市場經濟的神話已經宣告破產，為甚麼這些右翼分子仍然高舉市場經濟？筆者認為，他們口說關心低下階層是假，痛恨自己不能做有錢人是真。這些右翼分子的仇富就像中國歷史的民變起義者像般，尋求的不是制度的改變，而是想由被壓迫者翻身為壓迫者。故此，這種仇富的意義，其實不大。

作為一個左翼分子，筆者自然支持「左翼的仇富」。我們沒有必要把有錢人踢下取而代之，因為這樣和右傾的獅子山精神無異，都是自管自己成功，不管失敗者和窮人的死活。左翼仇富，就是從財富分配的工作做好，將有錢人巧取豪奪的財富分配給窮人。窮人不需要晉身為有錢人去迫害窮人，我們要建立窮人的認同感，以及窮人文化。窮人即使窮，也要窮得有批判思考，敢於出來為社會民主主義站台，不能做有錢人的思想奴隸，窮人要有自己的社會論述，這方為健康的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