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酒樓吃飯，中間與父母討論青少年濫用信用卡的問題，啟敢指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非個人可以獨自承擔責任。母親一口咬定這是個人意志力不足的問題，而非社會的問題。父親更指自己理財有道，所以是其他人「抵死」。我只好不說話了，對著一些有偏見的人，沉默是金。另一個經驗是，啟敢在網上和人辯論司馬懿奪權的問題，啟敢的主張是，司馬懿的野心是被局勢迫出來的，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制度可以讓司馬懿安全地退下來，退下來的結果就是全家滅門，故此司馬懿只能緊握權力不放。不過有些網友堅持只要司馬懿有道德不去搶曹魏的政權，就不會遺臭萬年。

為甚麼總是有些人喜歡把社會問題約化為個人道德的問題？這根本就違反社會科學ABC的理論（即是不可以簡單地將社會問題化約為道德問題）。啟敢想，這是一個文化偏見，偏見的罪魁禍首，可以追溯回儒家的主張：內聖外王——這個思想帶來的禍患是嚴重的，使得中國人缺乏法治的思想，處事流於人治化。（這裡的法治是廣義的，泛指一切制度條文。）

有趣的是，內聖外王此話並非出自儒家經典，而是出自《莊子》。只不過儒家學者認為此話可用於描述孔子思想，所以就引用了。內聖外王的思想可以見於《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前者是「內聖」，後者是「外王」。簡單來說，儒家認為只要做好道德修養功夫，就可以以此作為模範來治理社會。故此內聖為本，外王為末。這反映了中國原始哲學，重視道德的面向。

內聖外王認定了只要人能夠做好道德修養功夫，社會問題就不是問題，只是人人恪守道德，社會自然太平。而社會有亂象，就是因為人的道德敗壞所致。這個主張，就是內聖外王的最大缺憾——忽視了社會制度和人的互動，忽視了制度可以讓壞人做好事，也可以好人做壞事。

舉例而言，在全球化下的社會，富裕社會如香港，都在使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物品。但是，這些物品大多數都是由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所生產，那樣，我們使用這些物品，是否已經是剝削血汗工人的幫兇？儒家的「內聖外王」思想，完全沒有提供解決方法，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全球化這個體制，完全是蒼白無力。在這個例子下，不僅不能外王，連內聖也不保！只重視道德發展的內聖外王思想，無法解決現代社會的困局。

又例如香港的貧窮問題，如果依儒家的論調，問題只會歸咎於窮人的道德不佳，例如好食懶飛、好逸惡勞，解決方法就是鼓勵窮人修養道德，參加政府的再增值計劃。但是，這裡卻陷入了「責難受害者」的困局，將社會問題的責任歸咎於窮人。其實，有很多社會問題值得問：為甚麼香港只有數種行業才是高收入？為甚麼政府縱容炒家炒賣，使得百物騰升，窮人受苦？為甚麼窮人從事的行業的所得收入總是微薄？為甚麼香港的窮人要飽受歧視？為甚麼香港的資源只集中在金融，使得窮人無法一展所長，賺取第一桶金？為甚麼政府要官商勾結，炒賣土地，使得窮人無法置業？這些問題正正是社會問題，儒家那套責難窮人的道德主義是行不通的。

這裡，啟敢沒有責難儒家的意思，只是點出「內聖外王」的論點的根本缺憾。作為古代哲學，有其時代局限性是難免的。即使是歐洲，也要在科學革命後，才萌芽了社會科學，專門探討社會與人的互動，補足古代哲學的不足，故此，亦無須厚責儒家的主張。但是，如果（详情不清楚）新儒家學者仍不就這點問題作出修訂，那就是愚不可及了。而中國人要破除迷思，明白建立法治的重要性。不過，啟敢不是說「內聖外王」毫無價值。

我反而想點出「內聖外王」在現今社會的積極意義。現今的社會彌漫著失敗主義和犬儒主義，人們受制於社會大氣候的制肘，往往對現實的不公和不義妥協。人們行屍走肉地活著，沒有主見。在這個悲慘的氣氛下，「內聖外王」可以是救世良方。內聖，可以指個人的醒覺，醒覺到社會的不公不義，醒覺到個人改變社會的可能，並且了解社會；外王，就是主動走出來進行社會運動，改造社會體制，使社會更加完善。

這方為「內聖外王」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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