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刊於明報世紀版）
警方錯捕一名自閉症人士，最後在壓力下，倉惶地在半夜抱歉，終於打破「要辦案的警方道歉是天方夜譚」的話，並承諾會改善程序。
於是有人放心了，有作家跳出來說香港警方犯錯已算輕微，勇於改過。她甚至反諷地說受害人若身在美國的話，恐怕受的苦不止於此。
這是香港人自殖民地以來的迷思——「專業問題，專業解決」。香港的大小公共事務交由專家去費心就好了，知識不足的小市民（例如就公共政策發表意見的社運人士）若發表意見，就是存心搗亂，不自量力。
然而，並不是不相信權威，而是當公眾習慣把大小事務交給專家而不去監督，專家也可以闖禍。例如金融海嘯，就是一群叫公眾靠邊站的經濟精英惹出來的，可見有時專業解決不了專業問題。
在上個世紀初，西方的先哲已經警醒世人迷信專家，任由他們操縱公權力，只會墮入更大的專制。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已經指出，現代化原本帶給世人自由，但是由於很多領域都交由官僚去辦理，結果民眾沒有足夠心力和知識去了解官僚的辦事模式，最後民眾就會陷入官僚制度的鐵籠當中。
去到傅柯研究權力的時候，已經警告世人須要注意專家對群眾的操弄與控制。他提出權力其中意義是強迫，但在法文中，權力的另一個意義是指掌權者行事自由度（彈性）。舉個例，上年七一預演佔中，警方逮捕示威者作調查，是權力的強迫義；但是在示威者被捕後，警方被指刻意拖慢了調查的時間，以設備不足為由不讓被捕者吃飯、上廁所，甚至用繁瑣方法留難律師聯絡被捕者。這都是警察在玩弄權力中的自由度來為難示威者，好便利調查，這就是權力的另一面。
是故傅柯警告，當公眾將公權力專業化且不管，這方面的專家就肆意創造一系列程序、知識、技藝來擴充他們操弄公眾的權力，最後公眾的自由就會受損，儘管這些專家有專業守則。情況就如那些金融從業員以專業角度創造了一系列保證低風險的產品，但最後都覆滅了，釀成金融海嘯。
回到香港，在九十年代時，當局還算克制，這情況不算嚴重。但是自政治環境變化後，加上有前高官在警員面前嘉許部份警員動用權力（彈性義）是「沒錯」，甚至在傳媒面前將警方過分使用權力（彈性義）說為正確，結果上行下效，不少警察不僅濫用權力的彈性，甚至不遵守守則。例如執勤時不佩戴證件；暗角七警調查了半年也無結果；但不少佔領人士就算證據不足也是不停提告，就是因為政府專家掌握了權力的彈性和自由。
這一次美林村捉錯人的案例，也是警方運用了權力的彈性做成了傷害的例子。警察運用了調查時以守則無寫明為由不給受害人吃藥，並非利用調查的彈性來引導受害人創作證供，若果不是因為有其他證供，恐怕又添一筆冤獄。
是故專業問題斷不可以只靠專業解決，尤其是牽涉公權力時。正如有言哪裡有權力，哪裡有反抗，就只能靠大眾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用知識來武裝自己，去抵抗這個專業鐵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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